大规模非暴力抗争运动“旺旺风暴”投屏行动统计分析报告
本报告所使用的数据，均来自“昨天”项目收集并保存的现场图片和视频。所有纳入统计的投屏事件，均有相应影像资料作为依据。我们对全部资料进行了人工审核，并对重复地点进行合并。
截至本报告数据截止时间，“昨天”项目共确认 334个独立投屏地点。其中，329个能够定位至具体地点，5个由于现有影像资料不足，目前只能确认至省级或城市级。由于这5条记录均能够确认投屏实际发生，并能够确定所属地区，因此同样纳入总体规模、时间走势及相应层级的地域分布统计。
由于大量相关内容遭到审查机构大量屏蔽和删除，因此，本报告所统计的334个地点应被视为目前有影像证据支持、能够确认的最低数量，实际参与投屏的地点要比我们统计到的多。
数据版本：2026年8月14日21:43
统计区间：2026年7月10日至8月3日
统计口径：同一投屏地点只计算一次；无法确认具体地点、但能够确认至省级或城市级的投屏，同样计入统计。
一、总体规模与覆盖范围
根据目前收集并核实的资料，至少可以确认334个独立投屏地点，覆盖中国全部 31个省级行政区，并可识别至 138个地级市、自治州等地级行政单位。
整个资料库共收集到 522条照片、视频记录，平均每个投屏地点约有 1.56条记录。其中，224个地点目前仅收集到1条记录，110个地点至少有2条记录。
在334个独立投屏地点中，329个能够确认至具体商场、广场、街道、大屏等地点；另外5个目前只能确认至所在省份或城市，分别涉及广东、上海、湖北、内蒙古和辽宁大连。
根据我们统计到的数据，这场由广东揭阳“旺旺”事件引发的公共大屏声援行动，在短时间内便扩散至全国，并呈现出明显的全国覆盖、地域集中、短期爆发和快速复制特征。
二、地域分布：覆盖全国，但高度集中于部分省份和城市
从省级行政区来看，目前能够确认的投屏地点数量最多的分别是：
山东43个、河北39个、辽宁27个、四川27个、浙江21个、江苏16个、陕西16个、广东14个、黑龙江14个、福建12个、广西12个。
其中，前5个省份共有 157个投屏地点，占全部334个已确认地点的47.0%。
也就是说，虽然目前能够确认的投屏已经覆盖中国大陆全部31个省级行政区，但接近一半的已确认地点集中在山东、河北、辽宁、四川和浙江五省，显示出明显的区域聚集效应。
从城市来看，目前能够确认的投屏数量最多的分别是：
大连16个、石家庄13个、西安12个、福州8个；保定、烟台、沈阳、哈尔滨各7个；金华、成都、泸州、青岛各6个。
其中，仅大连、石家庄和西安三个城市，就合计出现 41个投屏地点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在5个无法进一步确认具体地点的记录中，辽宁的一条能够确认发生在大连市，因此纳入大连的城市统计；广东、上海、湖北和内蒙古的4条记录目前只能确认至省级行政区，不纳入具体城市排名。
这一分布表明，“旺旺风暴”虽然具有明显的全国性，但各地区的参与程度并不均衡。部分省份和城市形成了较为密集的投屏网络，并成为行动扩散过程中较为活跃的地区。
与此同时，由于各地区网络内容保存程度、信息传播能力以及“昨天”项目能够获取的资料数量并不完全一致，因此上述地域差异除了反映真实参与程度外，也可能受到资料可见度和资料保存完整度的影响。
三、时间走势：7月18日达到高峰，7月21日出现断崖式下降
从目前能够确认的每日新增独立投屏地点来看：
7月10日：1个
7月11日：2个
7月12日：1个
7月13日：1个
7月14日：4个
7月15日：12个
7月16日：16个
7月17日：36个
7月18日：97个
7月19日：68个
7月20日：51个
7月21日：13个
7月22日：13个
7月23日：2个
7月24日：3个
7月25日：12个
7月28日：1个
8月3日：1个
从整个时间曲线来看，这场行动经历了一个十分明显的零星出现—快速增长—集中爆发—急剧回落过程。
7月10日至14日，每天能够确认的新增地点只有1至4个，行动仍处于早期扩散阶段。
从7月15日起，增长速度明显加快：7月15日新增12个，7月16日增加至16个，7月17日进一步跃升至36个。
7月18日达到整个行动的最高峰，当天至少新增97个独立投屏地点。
7月19日起，新增地点开始明显回落，由前一天的97个下降至68个；7月20日进一步下降至51个。
真正的断崖式转折出现在 7月21日。当天新增地点由前一天的51个骤降至13个，单日下降约74.5%；与7月18日97个的峰值相比，则下降约 86.6%。
到7月23日，目前能够确认的新投屏地点已经只剩 2个。
从整个爆发阶段来看，7月17日至20日短短四天内，共确认新增252个投屏地点，占全部334个已确认地点的75.4%。
截至7月20日，累计已经确认 289个投屏地点，占最终统计总数的86.5%。
也就是说，虽然这场行动在7月10日已经出现，但真正的大规模全国性扩散，高度集中在 7月17日至20日短短四天之内。
7月25日曾出现一次短暂反弹，新增 12个地点。7月26日至8月3日期间，目前仅能够确认新增2个地点。
四、投屏数量下降与当局打压时间线高度重合
7月17日至18日，投屏行动正处于高速扩张阶段，单日新增地点从36个迅速增加至97个。但从7月19日开始，能够确认的新增地点突然急剧回落：19日降至68个，20日降至51个，21日进一步骤降至13个，到23日仅剩 2个。
整个变化过程非常清晰：
7月18日达到峰值97个 → 19日至20日明显回落 → 21日断崖式下降至13个 → 23日降至2个。
对于一场仍处于爆发和快速复制阶段的行动而言，新增地点在极短时间内从每天近百个骤降至十余个甚至个位数，明显存在强烈的外部干预。
结合这一时期不断出现的警方约谈、投屏下架、广告投放渠道受阻以及网络审查等情况来看，导致这场行动急剧降温的最主要外力，就是中共当局的打压。
虽然早期便有零星的行动者遭到打压，相关信息被平台封杀的消息传出，但密集传出“投屏作品被要求下架，相关内容遭网络平台删除，部分参与者遭警方约谈、警告，甚至被明确要求停止继续参与相关行动”是在7月18以后至26日期间。
也就是说，投屏行动从高速扩张转为急剧下降的时间点，与当局针对参与者、投屏渠道和网络传播展开密集干预的时间点高度重合。说明当局的介入对这场行动的继续扩散和公开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五、去中心化传播
“旺旺风暴”的扩散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组织中心，而是主要依靠网络上的信息传播、行动示范，以及参与者之间自发形成的横向协作。
在全国性爆发之前，已经陆续出现了一批早期投屏地点，它们的相关影像（包括美国纽约等地投屏）在网络上的传播，对后来的爆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目前能够确认：
7月10日：广东深圳宝安区壹方城
7月11日：福建厦门思明区宝龙一城、福建福州鼓楼区东百中心
7月12日：内蒙古呼和浩特玉泉区凯德广场
7月13日：浙江杭州上城区湖滨银泰in77
7月14日：吉林吉林市、山东潍坊奎文区新辰天地、河南郑州二七区亚细亚卓悦城，以及1个目前只能确认发生在广东省的投屏地点
到7月17日以前，全国已经至少出现 37个独立投屏地点。其中，杭州湖滨银泰in77的“华人青年”投屏，是早期传播过程中一个尤其值得关注的案例。相关巨屏画面在网络上引发大量转发和讨论，使这种公共大屏声援方式被更多人看到。
随后，投屏数量迅速增加：
7月15日：新增12个地点
7月16日：新增16个地点
7月17日：新增36个地点
7月18日：新增97个地点
短短数日内，能够确认的新增投屏地点从个位数上升到接近100个。这种扩散过程显示出十分明显的快速模仿和去中心化传播特征。少数地点率先完成投屏，并将现场照片和视频上传网络后，就为其他地区的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可以直接模仿的行动样本。
各地参与者无需统一组织、统一指挥，也无需彼此直接联系，只需要看到已经出现的案例，就可以自行寻找广告屏、联系运营方、制作素材并完成投放。新的投屏画面随后又进入网络传播，继续成为下一批参与者模仿的对象。
因此，“旺旺风暴”形成了一条十分典型的传播路径：少数地点率先行动 → 影像进入网络传播 → 形成示范效应 → 更多城市自行模仿 → 新的投屏继续传播 → 引发更大规模复制。
这种“看到—模仿—投放—传播—再次模仿”的扩散方式，使行动绕过了传统的组织结构，在没有统一指挥中心的情况下，仅仅数天便扩散至全国。
结论
这是一场典型的去中心化非暴力抗争运动。在没有统一组织、没有领袖、没有统一指挥的情况下，参与者依靠自发模仿与横向协作，把“旺旺风暴”在极短时间内扩散至中国全部31个省级行政区。如果不是随后遭到中共当局的强力打压，这场运动无疑将会继续向更多城市蔓延，让更多人关注虐待动物问题，形成更大的社会压力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一切发生在民众已被高度原子化，当权者掌握了几乎所有资源的情况之下。这也说明，即便经受长期打压，中国社会并不缺少愿意参与公共事务的人，不缺少自发行动的能力，更不缺少人与人之间相互协作、共同推动改变的能力。组织可以被摧毁，但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、自发协作的能力并不会因此彻底消失。
长期以来，中共耗费天量维稳费用，力图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掌控。但从去年底”小洛熙事件”中大量自发出现的”电子爸妈”，到近期黑龙江、浙江、江苏等地超过百万商户参与的”避瘟神”运动，再到如今的”旺旺风暴”和”竹知了”事件，都显示出：在传统组织空间被极度压缩之后，中国社会正不断催生出新的、更加去中心化、更难被提前察觉和阻止的自发协作抗争形式。
一个试图”掌控一切”的政权，与一个不断寻找新方式重新建立连接、重新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之间的较量，还远未结束。